写还是不写？这是自去年以来，始终在脑海里反复折腾的一个困惑。写什么？无非是继续把我在邮票发行部门工作以及后来曾经做过的，看过的，想过的，悟过的那些事回忆起来，记录下来，发表出去。如果不算《见证跨世纪重大事件——我亲历的邮票发行与变革》（以下简称“见证”）收录的文章，这两年大致又有几十篇文章在报刊发表了（包括在各省自办报刊上发表的）。是不是该放下了？别太累了，能放下就放下吧。是呀，我总在想，人生的行囊里，如果少背一点，可能会走得更远。

　　对邮票和集邮深入骨髓的热爱，成为近两年来已不在体制内工作的我，仍然不断地出现在邮票发行和集邮活动之中的原因。自去年开始，《中国珍邮》从策划到撰稿、改稿、审稿，到审片；石家庄邮政专科学院的每个学期24课时的授课；参与南宁亚洲邮展相关的策划工作以及品鉴会、研讨会，连篇累牍地约稿，写稿，等等……这些众多的社会活动，已经压扁了我的时空。真的，我不想太累。恢复平淡无奇的生活，睡到自然醒，贴近大自然，那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奢望。人生有一项值得珍惜的，其实是很多人认为最没价值的，就是简单。这种生活多么诱人啊！可是，这边的《集邮》杂志编辑苏萌的一席话，又让我欲罢不忍。苏萌的话很有诱惑：“您还是写吧，我们都爱看您的文章，您的文章一来，我们编辑部都要抢着看呢！真的？是真的。您要不写，‘邮史钩沉’就停摆了。”苏萌的话，我知道，有“忽悠”的成分，但那是善意的“忽悠”。所以，一边是继续工作，继续累下去；一边是闲云野鹤的生活，舒适自在。写与不写，成为两难。

　　有人说，林中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怀念着另一条。这句话放到我身上，再恰当不过。果然，天平又向继续受累的一方倾斜了。“见证”出版后，几位好友曾对书中一些文章的史料价值称赞有加。认为是补充了国家邮政局成立之后邮票发行的第一手资料，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这是我意想不到的。直到后来，“见证”在西安全国邮展上荣获文献类“大银奖”，我才知道几位好友的话并非恭维。怎么办？看来在我面前的只有四个字：继续写作。

　　书名换还是不换？有了出版第二本书的念头，书名自然而然就跳出来了。是否还用原书名？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书名，是一本书的“窗户”，房子里面装着什么？名字起得好，这扇窗户就能引起翻开一读的欲望、期待和联想。书名又是一本书的“魂”，作者在书中表达的思想、抱负、爱憎、品格、趣味、文化、修养都会浓缩在“魂”中。所以，书名马虎不得。

　　从书稿的前半部分来看，文章主要内容还是在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司工作期间推出的新举措和邮票发行情况。如“ 新世纪 新普票——记原国家邮政局新世纪推出保护环境的两套普通邮票”、“给邮票选题定规矩——记原国家邮政局出台《关于邮票选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枚邮票印刷叠色样张策划始末”、“黄河壶口瀑布——以‘纪’票‘特’发纪念党代会的邮票”，等等。这些文章的内容翔实，事件地点、时间准确。这倒并非我的脑子记忆超群，而是归功于一种习惯。我从1981年起，就调入邮电部办公厅工作，历时九年做领导同志的秘书。同行们曾经总结过一句经典的台词：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多年的秘书经历养成了一种习惯，纸笔随身带，随手记录领导的讲话、指示、临时交代，注意收集与领导有关的文件，一旦领导要求准备文章或讲话稿，这些就是根据。调入原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司后，这个习惯就继续跟着我。8年下来，我保存的资料放了一排书架。这些资料就成为我一篇又一篇文章的基础资料。“国宝珍邮护卫记——‘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大龙阔边五分银全张’世界孤品参展回顾”；“一张被遗忘的纸条——记北京1999世界集邮展览惊心动魄的安保工作”里面的一些细节，都是珍藏在资料里的记录。虽然这些内容不是反映邮票发行方面的，但也是在邮资票品司工作期间参与组织重大国际集邮活动的见证。所以，第二本书应该还是对第一本书的补充和延伸，但绝不是重复。那么，究竟起个什么书名呢？静下心来，我在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司工作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我的脑际：即时发行，发行方式在创新；“特”字头的推出，志号在创新；邮票小版的系列推出，邮票版式在创新；开办邮票个性化业务，经营与服务在创新；组建两个“外脑”，邮票选题、邮票图稿的决策在创新，等等。慢慢的一个新的书名在我的脑际出现了《情系方寸责所寄——原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司创新探索追忆》。这个新书名出版社认不认可呢？电话打过去，刘劲和苏萌一拍即合。

　　能写还是不能写？自“见证”出版之后，实际上第二本书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2015年，一个梦想始终缠绕着我。能否把1998年“连体玫瑰”事件如实写出来，告诉公众发生该事件的极其复杂的背景及成因？但是，“连体玫瑰”又是原国家邮政局开局之痛，开局之年的苦涩难道要重新提起？在远去之后还要在伤口上再撒把盐？写还是不写？我又面临第二次抉择。实际上，梦想绝不是梦，两者之间的差别，通常都有一段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距离。从2015年年初，到今年的春节，这篇腹稿在我的脑海里，翻上来，又压下去，翻上来，又压下去。真正启动这篇文章的是春节后直冲我脑际的“两组数字”。春节过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对外公布了全行业2015年的业绩。从1998年邮政独立运营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中国邮政从分营之初的“一穷二白”，到今天有没有大的变化呢？日子究竟过得怎么样呢？这是所有关心邮政发展的人们心中的一个大问号。我这里有两个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邮政的年收入已达4381亿，比1998年增长了15倍。在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已位列第143位。这就是对邮政发展前景质疑最好的回答！看到今天中国邮政辉煌的业绩，不得不激发了我尽快将腹稿成文的冲动。要让更多的邮政职工，让社会上关心邮政的人们，让已经从事邮政工作的80后、90后的青年了解邮政的历史，了解中国邮政是怎样从分营后艰难的岁月走过来的。

　　我写文章，始终秉持一个原则：讲真话。讲真话的最大好处是，你不必记住你都说过什么。“扫描1998：连体玫瑰之痛”这篇文章从题目看，似乎是写连体玫瑰片，实际上我是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邮电分营之际基层邮政干部职工的困惑、无奈及彷徨。并第一次触及了因分营而跳楼自杀的河南新任商丘邮政局局长的王永军，为了邮政独立运营的大局，为了稳定全国50万邮政职工的大局，这个消息曾被层层压了下来。在今天看来，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必须的。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国邮政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应该把发生于1998年的那些事如实地写出来，这就是一个老邮政职工推卸不掉的责任。

　　注：“扫描1998：连体玫瑰之痛”，系首次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