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原名清“度支部印刷局”，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现名。因其座落于北京右安门内的“白纸坊”，故人们又称其为白纸坊印刷局或印刷厂。该局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经度支部（财政部前身）报请清廷批准建立。1908年开工，1914年（民国三年）工程告竣，共占地约23.2万平方米。厂房、办公大楼，由美国米拉奔建筑公司设计。工程造价白银110万两。主要建筑物有五层钢筋水泥办公楼一座，厂房三座和其它附属用房，包括宿舍、医院和子弟学校，并建有调节温度装置的仓库，以备储藏印刷钢板、纸张以及印制完成的邮票、钞票、有价证券等。

　　经政府当局批准，凡邮票、钞票、印花税票、本票、公债票及各种官方证券等，一律归财政部印刷局承印。由于设备先进，印制精美，不仅交通部邮政总局与其订立邮票印制合同 ，而且远到川、滇、新疆、东北三省及山西、陕西等地方当局，均到该局订印有价证券，营业日趋发达。抗日战争时期，该厂被日、伪劫夺，为其印制钞票、邮票。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1月由中国政府接收，改为“中央印制厂北平厂”。由于日伪占领时期掠夺性的经营，工厂设备遭到很大破坏，中国政府接收后，亦无力扶持；印刷厂本身又经营管理不善，厂房设备已近于瘫痪。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后，工厂才获得了新生，并继续承印新中国邮票。

　　白纸坊印刷厂的机械设备大半购自美国，厂内的布局设置，均仿照美国华盛顿国立印刷局的模式。印制邮票的主要印刷设备有钢版、铜版雕刻以及过版6机等，其中钢版印刷，当时为该厂所独有。其他如三色版、锌、铅、石印、制（分）色、铸字、绘图和照像等，凡属印刷设备及配套设施，均应有尽有，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其中用于印制邮票的凹版印刷的主要设备有：雕刻机3台，用于镌刻凹凸版；过版机6台，用于拼制凹版的原版及印版；大电机14台用于印刷。该厂的印刷能力很强，以一台机器每日开工八小时计算，钢板印制邮票，电机每日可印3500张，每张200枚，合计70万枚；手工机每日可印285张，每张200枚，合计5.7万枚。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该厂机器已使用近20年，维修不佳，厂方又无力增置新设备，因此生产能力下降；雕版工艺方面，自外国技师离厂后，技术力量受到影响，加上管理经营不善，内部拖欠职工工资，外部欠债过巨，以致开工不正常，有时甚至停产，经营每况愈下，承担不了全部邮票的印制任务，后来邮政当局不得不把部分邮票委托国外印制。

　　白纸坊印刷厂技术的主要部分为钢板雕刻，此项技术要求高、难度大，厂方于建厂开始即不惜巨资，从美国聘用雕刻、过版的技师五人，其中包括技师罗兰素?海趣（Lorenzo J.Hatch）,雕版技师威廉?格兰（William A.Grant）等，他们在局内进行雕版作业，传授雕版技艺。招收制版生23人随从学习。1915年又增添艺徒多名，由制版生升任技士者负责传习。这时，此项技术作业已初具规模，美国技师四人即回国，仅留格兰一人，至1928年亦解职而去。自此以后，该厂雕锌版、五彩版等作业，完全由国人所承担。其成品曾多次在欧美印刷行业比赛会上获得奖励。民国早期的“光复”“共和”纪念邮票，皆出自该厂，特别是帆船邮票（北京版），是该厂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清代邮票印制工艺多为凸版、平版，图案是以封建王朝象征的龙为主，也有喻意“鱼雁传书”的跃鲤、鸿雁、飞鸽。但邮票的设计印制工作缺乏系统管理，也没有印制邮票的专业厂家。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在有识之士的极力主张下，创建了度支部印刷局（财政部印刷局的前身），引进先进印刷设备和高薪聘用美国技师开展工作。进入没，民国时期后，在邮票的选题和设计风格上，借鉴了美国邮票的模式，有了一些变革，突出了通俗化的特点。在民国初年及20年代，该厂印制邮票的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光复”和“共和”纪念邮票，是该厂首次印制的杰作。其后该厂于1914年2月18日又与邮政总局签订了承印帆船邮票的合同。其后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前，中国邮票印制基本上由该厂承担，只有部分邮票由外国承印。承印时间长达23年之久，为中国的邮政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期间共印制邮票20套（组）（不含加盖），其中纪念邮票从“光复”“共和”到“中华邮政开办四十周年纪念”共11套；普通邮票帆船、烈士共3套；欠资邮票2套；航空邮票3套；“附收赈捐”1套。印制总枚数估计约为100多亿枚。

　　“白纸坊”厂制定了比较科学严密的管理制度，主要是仿照美国国立印刷局的成规，吸取其它中外印刷行业的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章程28条，之后又于1926年、1935年做了两次修订。其中关于有价证券印制中的安全问题，作了较为严格、详尽的规定。1914年2月18日该厂与邮政总局订立的承印帆船邮票合同14条及“附则”6条，对邮票印制中的安全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邮政总局为保证合同的严格执行，在印刷局内常设监视邮票处，派驻邮票监视员，进行实地跟班监督监视，以保障邮票印制过程中的安全。

　　在承印合同及附则中，其主要安全措施有：1、印制邮票之纸张，由邮政总局供给和控制，邮票监视员点数发交印刷局时，在每张纸的下方左角加盖交付日期戳；印刷局在交回时，无论全张印与未印或损坏，必须照原张数交回，由邮票监视员精心核对认可后，在每张纸的下方右角加盖邮政总局特发的图章。2、印刷机上的记数器，必须准确，由监视员验准，并在收工时，按数核对查验记入帐册。3、在邮票开机印刷时，邮票监视员随时会同印刷局员司在现场视察。4、邮票钢模、钢版不用于印刷时，应在双方代表所管的连锁柜中收藏存储。5、印刷局应保证其员工，不得将邮票的镌刻见、印模、铸件、样式、试印件和各种涉及印刷的废件，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供应、赠送、出售于任何公私人员，等等。

　　以上这些邮票印制中的安全保障条款，不可谓不详不严，但是条款重视严控付印数量，但却没料到一些不法分子会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掉包”作弊。1932年该厂就曾发生过内外勾结盗换正在印制过程中的邮票一案，暴露出邮票安检工作中的弱点和疏漏。当时住在北平牛街的邮票贩子黑某，曾在1929年发生的一起伪造“倒印限吉黑贴用”半分、1分邮票案件中涉案，但他恶行不改，又于1932年勾结串通印刷局印刷科徒工孙某，以预购自邮局的1分邮票一全张200枚，唆使打孔处一徒工，盗换出尚未打孔和未印张数号码的一分面值邮票一全张200枚，交给黑某，以200银元售予燕京大学一集邮者。这位集邮者于1932年4月将这一全张邮票从邮局挂号寄交上海某集邮家，在邮件到达上海邮局时，因“包装破损”而被邮局发觉扣留，报警后查明以上实情，后由北平地方法院讯办。黑某虽在拒捕前逃遁，但最后仍被拘获归案依法审判；孙某处有期徒刑3月，缓刑2年；徒工处徒刑1月15日，送监执行。事后，邮政总局要求印刷局“必须严密管理以杜弊端务使不得再有此等事情发生。”